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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立法保護紅色文化 專家建議制定紅色遺產保護法
  • 文章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 發佈時間:20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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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及時出台的地方性法規,讓兩年前被認定為“紅色文化遺存”的龍巖臨時縣委舊址,幸運地保存了下來。

福建省龍巖市是著名革命老區,全市革命遺址多達410處,可移動革命文物多達34272件。但近年來龍巖也在快速發展,在城市道路、新區建設中,多次出現與不可移動文物的衝突,破壞紅色文化遺存的現象時有發生,亟需加強立法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下,龍巖市人大常委會在2017年9月通過了《龍巖市紅色文化遺存保護條例》。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通過立法形式加大了保護紅色資源的力度。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山東濱州、江西吉安、廣東汕尾等十多個地級市通過了保護紅色資源的地方性法規。

近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組織專題調研,赴福建龍巖、湖南湘潭、江西萍鄉等革命老區走訪調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辦公室主任胡健在調研中深刻感受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加強紅色文化的立法保護,有利於弘揚英烈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在全社會形成緬懷、崇尚、學習英烈的昂然正氣和濃厚氛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近日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時説,多地對紅色文化進行立法保護,有利於更好地保護紅色資源和傳承紅色基因,建議在時機成熟後總結立法經驗,在國家層面制定紅色遺產保護法,從物質和精神雙重層面系統規定紅色資源保護問題,讓紅色基因成為我國無法忘卻也不能忘卻的珍貴遺產和記憶。

立法對象界定方面暫未統一

地級市掀起“紅色立法”熱潮的一大原因,還要追溯到5年前。

2015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修改立法法,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修改後的立法法規定,設區的市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

享有地方立法權的一些城市,將目光聚焦在“紅色立法”。而擺在這些城市面前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界定立法對象。

“紅色文化的範圍很廣,只有實現精準立法,對亟需保護的紅色文化遺存作出細緻規定,才能確保立法的可操作性。”喬新生説。

記者注意到,在已經出台的地方性法規中,名稱上並未實現統一,而是有着“紅色文化遺存”“老區革命遺址”“革命老區紅色資源”等多個稱呼。不僅如此,在界定立法對象時,也有着不同的範圍。

龍巖市在界定立法對象時,採用了“概括+列舉”的方式對什麼是紅色文化遺存加以規定,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進行革命活動所遺留的,具有紀念、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遺址、遺蹟和實物”,並具體列舉重要會議舊址、著名人物故居、重要戰鬥遺址遺蹟等五類。

汕尾市在制定《汕尾市革命老區紅色資源保護條例》時,同樣把時間範圍界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在具體範圍上有着不同的考慮,作出了“在海陸豐革命老區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留存下來的舊址、遺址、遺蹟、文獻資料和可移動實物,以及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有關的紀念設施”的規定,並對紅色資源進行列舉。

“在紅色遺產保護過程中,要實事求是和因地制宜,準確理解紅色文化的內涵,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對紅色資源存在的時間等問題作出明確界定。值得關注的是,各地在立法時聚焦在物質層面,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可操作性,有利於解決現實中紅色遺存保護難的問題。”喬新生説。

多地立法設立保護專項資金

資金投入不足是多地在保護紅色資源時面臨的一大難題。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實際問題,立法的可操作性可能就會大打折扣。

據統計,龍巖市革命舊址保護需要投入資金9.7億元,但國家文物局批覆的文物保護單位維修項目資金只有約4900萬元,缺口較大。文物認定和工程保護的專業人才請不來、留不住,十分緊缺。

立法前,汕尾市各地的紅色資源保護現狀同樣堪憂,由於歷經數十年的風雨,保護管理不到位,許多革命遺址遺蹟遭受破壞或年久失修,有些甚至倒塌,急需修繕、重建。

為解決資金投入不足問題,多地在制定法規時明確要求設立保護專項資金。

為確保汕尾市紅色資源的保護、利用和管理工作落到實處,汕尾市在制定條例時規定,市、縣級人民政府設立紅色資源保護專項資金,專款專用,分賬核算,接受監督。

龍巖市制定的條例規定,市、縣兩級人民政府應當將紅色文化遺存保護工作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建立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經費保障機制,設立紅色文化遺存保護專項資金。

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孫煜華認為,由於資金投入不足、保護力量薄弱,多地的不少紅色文化遺存處於無人管、無人修的境地。通過立法明確設立保護專項資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一關鍵問題。

避免“重經濟輕文化”失衡現象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統計的數字顯示,自2015年3月至2020年2月,各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共批准設區的市、自治州制定地方性法規1800餘件。其中,在歷史文化保護領域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為130多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130多件法規中,有不少是針對古城保護等進行的立法,真正涉及紅色文化保護的立法,並不算太多。

通過實地調研,胡健認為,目前設區的市立法的事項不夠均衡,重城鄉建設管理和環境保護,輕歷史文化保護的現象比較突出。造成這一現象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有上位法依據的影響。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等事項範圍較廣,涉及的上位法也多,制定地方性法規有明確參照,基礎較好。相對而言,歷史文化保護事項的上位法,主要是文物保護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數量相對較少,且涉及意識形態領域、需要本地財政投入,通過地方立法貫徹實施的動力不足。

另一方面也有地方自身原因。地方立法涉及的事項,不少都與歷史文化有關,比如城鄉建設與管理領域的“名城名鎮名村保護”、環境保護領域的“風景名勝、自然保護區保護”等,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鮮明的文化因素,但立法思路上還存在“重管理輕保護”“重經濟輕文化”的理念,導致不少本可以從歷史文化保護角度切入的地方立法項目,變成了比較純粹的經濟立法、環保立法,“文化味”被沖淡。

“紅色文化保護是歷史文化保護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較好的切入點。積極推動紅色文化保護立法,有利於加強設區的市歷史文化保護領域立法,有利於深入推進文化建設,更好滿足人民羣眾精神文化需求。”胡健説。

胡健建議,省(區)人大常委會要加強對設區的市立法工作的指導,設區的市人大常委會在選題立項時也要均衡考慮本地方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和歷史文化保護的現實需求,積極推進體現地方歷史底藴、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人民羣眾密切關注的立法項目,避免立法事項上出現“重經濟、輕文化”的“失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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